《黑与白》动笔于三年前，但其实在五年前就开始构思了。从构思到正式动笔的两年间，小说的主要人物和情节像一粒埋入土地的种子，一天天生根发芽，2019年9月，我正身处某个远离武汉的海岛，浩瀚翻腾的海水像一道屏障，将一切现实的喧嚣和纷扰隔离开了。我的内心获得了极大的解脱，我意识到，那颗正在生根发芽的种子即将破土而出。就在这种心境下，我面对电脑开启了一段奇异而布满艰难的写作旅程。

　　2020年4月，第一部四十万字，不到一年就完成了，速度之快，超出了我以前任何一部小说的写作。我趁热打铁，很快进入了第二部的写作。但写了不到十万字，忽然卡壳了。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写作本身的节奏出现了紊乱，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突然失去了方向感，以至我对整部作品也产生了怀疑，甚至对是否继续写下去也失去了信心;二是从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已经蔓延到全国乃至世界，作为疫情爆发地的武汉，其时还处在封城之中，我虽然远离疫情中心，但每天都能从媒体和网络上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真真假假、是是非非，再加上中外舆论场上掀起的一波波声浪，我无法置身事外。

　　2020年的下半年，当我回到武汉，再次开始第二部的写作时，忽然找回了写第一部时的那种顺利和畅快，不到一年便写完了第二部。2021年9月，我开始第三部的写作，今年6月中旬，第三部完成初稿。当我对全书进行修改时，觉得原来的书名不太满意，遂改成了《黑与白》。

　　在这部作品中，我用相当大篇幅书写的了几个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年，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之初的成长历程，他们之间的友谊、爱情以及在时代的潮汐中起伏跌宕的人生轨迹，但我的主要意图还是通过他们探寻和描绘出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图景，比如由宗天一和顾筝兄妹，带出了他们的祖父祖母、早期革命家宗达、安娜夫妇及其投身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洪流，还有他们的外祖父、东钢工程师顾致真，外祖母、小学教师苏绾云所代表的共和国第一代建设者;再比如由王晟带出了他的父亲、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乡镇砖瓦厂厂长王胜利，以及老战友、记者骆正和他同老领导宋乾坤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恩怨;而通过杜威从“照相个体户”到摄影家、大众艺术传媒集团董事长的飞黄腾达，带出了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詹大同和“詹大小姐”及前国民党军医、江湖游医出身的“元极功大师”武伯仲之间的爱恨情仇，等等。正如我在《人境》中通过主人公马垃和慕容秋，分别勾勒出城乡世界林林总总的人物和生活画面那样，《黑与白》中的这几位主人公也具有某种叙述上的功能性意义，不同的是，《人境》只有马垃和慕容秋两条叙述主线，《黑与白》却至少有四、五个以上的叙述主线，每条主线都像一个屏风，每打开一扇屏风，都仿佛打开了一个世界，可以说，《黑与白》就是由一扇扇屏风组成的。

　　在我最初的构思中，顾筝只是作为王晟的陪衬人物出现的，换句话说，她的功能性远远大于她自身的意义，但随着情节的推进，人物渐渐摆脱原先的设计，获得了自我生长的力量。在第一部中，顾筝是一个内向、沉静、酷爱文学、眈于幻想的大学生，她跟栗红性格迥异，却又形影不离，同性格外向、性感魅人，对世界充满欲望的栗红相比，顾筝身上几乎没有什么性别特征，以至有人把她俩看作同性恋。这样的性格来自于她特殊的家族背景，外祖父的“叛徒”身份，父亲失踪，母亲溺亡，哥哥逃亡，从小寄居在外公外婆家，造就了她敏感孤僻的性格。正如顾筝自己都感到困惑的是，她并不适合学法律，而应该去学文学。事实上，后来的经历证明，她作为律师并不成功。但就是这样一个不成功的律师，却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

　　王晟这个人物的性格跟顾筝有点相似，如内向、执拗、酷爱读书、不大合群，乍一看，有点像《人境》中的马垃，但王晟没有马垃身上那种执着的理想主义精神，当然，王晟和马垃还是有蛮多相似之处的，比如他们俩都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马垃出生于六十年代初期，王晟出生于六十年代中后期)，两个人少年时代都经受过社会主义和革命文化的熏陶，同样有一个笃信共产主义、堪称“精神教父”的亲人——马垃的哥哥马珂和王晟的父亲王胜利。在青年时期，由于青春期的叛逆和时代风尚的影响，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挣脱甚至背叛自己的“精神教父”，马垃在师范学校找到了崇尚自由主义的逯永嘉，并追随其走上了经商的道路，王晟则在考上大学后就跟父亲在精神上渐行渐远，甚至为了跟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把父亲以英雄人物王成给他取的名字改成了“王晟”，将右派出身的郎永良教授当成了人生导师，希望通过学业和学术上的努力，一步步进入主流社会，成为精英阶层的一员。他后来当上了大众艺术传媒集团的副总编，可以说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同样，马垃和王晟的人生都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马垃因逯永嘉死于艾滋病和公司走私而锒铛入狱，王晟则因为替亡友宗天一举报武伯仲，被其以诽谤罪告到法院而获刑三年。不同的是，马垃出狱后，回到故乡神皇洲，带领乡亲们办合作社，继承了哥哥马珂未竟的事业，而王晟虽然在劳改农场经受了一场严峻的人生洗礼，并在骆正的影响下开始从童年记忆中汲取力量，但思想还处于迷惘中，并没有像马垃那样重新找到信仰，从个人回到人民，成为一个自觉自为的行动知识分子。

　　在《黑与白》众多人物中，杜威是一个十足的“坏人”，所谓好人坏人，站在不同立场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但杜威身上的确集中了浓厚的江湖和商人气味，如唯利是图，趋炎附势，浪荡不羁，野心勃勃，不择手段，将出人头地当做唯一人生信条等等，这一类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屡见不鲜。杜威这类人的产生，除了社会土壤的孕育，还跟他的家庭出身有关。杜威的父亲杜福原本是楚州城郊的菜农，由于过人的心机和攀龙附凤的本领，博得了大江照相馆老板詹大同爱女“詹大小姐”的青睐，并最终赢得詹家的财产，成了大江照相馆的主人。杜威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但他并不知道杜福只是自己名义上的父亲，真正的生父是武伯仲，一个以制作兜售蛇药，声称是武则天后代，能治疗不孕不育等疑难杂症的江湖游医。武伯仲对杜威人格形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那位投河自尽的名义上的父亲杜福。后来，武伯仲靠装神弄鬼、招摇撞骗成为了名噪一时的“元极功大师”，杜威从东江大学摄影班毕业后，经东江省老领导宋乾坤举荐，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上了大众艺术传媒集团董事长，父子俩以凤凰岛为舞台，上演了一出出颇具魔幻色彩的活剧。杜威身上体现了一种发挥到极致的个人主义或欲望主义哲学。这一点，我们曾经从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天才》等经典作品中见到过。只不过，于连和吕西安生活在十九世纪的法国，而杜威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期和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中国。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视野中，似乎早已变得过时和陈旧了。尽管如此，我在自己的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中，仍然希望能够塑造出有深度和厚度的典型人物。从这个角度来看，《黑与白》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除了王晟、顾筝和杜威，值得一提的还有宋乾坤。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谈到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我觉得颇为准确：“宋乾坤，既是老革命，实际又是藏在革命队伍里很深的投机分子，身上有很深的阶级印记，这样的人极有代表性，他们在革命年代是投机家、在毛时代是当权走资派，到了改开时期又成所谓思想开放的老干部代表，历史的发展终于让他们还原了本来面目，即所谓‘两头真’的人。这样的人在革命队伍里如过江之鲫……”

　　巴尔扎克说过，长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更愿意说，长篇小说是一个时代的证词。长篇小说作家不仅是民族秘史的编纂者，还应该是时代的见证人，理想的长篇小说应该努力揭示出被各种强势和流行话语遮蔽、扭曲和阉割的现实;对于现实，不同立场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角度。因而，不单是那些所谓正史和野史，还是长篇小说，它们讲述出来的，也不等于绝对客观的历史和现实，而是作者主观立场的一种折射和反映。因此，当人们在选择某种进入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时，也等于选择了一种接近真理的方式。《黑与白》也是如此。我不知道是否在这部作品中实现了自己关于长篇小说的理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忠实地记录下了自己看到，经历和思考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份时间的证词。

　　我曾经说过，这部小说是我的一个“意外收获”，没有近些年的经历，就不会有《黑与白》，我创造了一个比《人境》更丰富、广阔和复杂的艺术世界，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意识到就要跟小说中的人物告別时，心里竟产生了一种依依不舍之感。五年来，我跟小说中的人物朝夕相处，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有时候，我甚至仿佛看清楚了他们的五官。是的，我创造了他们，他们也创造了我，我把自己当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并体验到了一种巨大的快乐。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奖励，再次证明“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源泉”这句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我要说：感谢生活。

　　2022年8月19曰 武昌

　　(本文系《黑与白》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