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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有刀郎，后有海来阿木，一个早年于新疆乐坛发迹，一个来自遥远的四川彝族大凉山，竟然都神奇的逃脱不掉某些“精英优雅人士”的审美歧视、审美攻击、审美教育。

　　很多时候早已并非纯粹的“技术问题”，即，他们真的是在讨论音乐乐理吗，真的是在探究旋律唱法吗，真的是在研习歌曲音律吗?

　　都不是。

　　只不过借聊音乐而粉饰自己绣花枕头般的“档次”罢了。

　　如果真的认为某种艺术存在不足，也应如毛主席八十余年前在延安所育：

　　人民也有缺点的，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

　　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

　　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暴徒’之类的描写!

　　丁太升，简直就是毛主席笔下“反革命艺术家”的活灵活现。

　　甚至，他恐怕连个艺术家都算不上。

　　敢问甩着哈喇子痛批讥讽各路歌手的丁先生，有什么“高雅作品”以整顿这“低俗的乐坛”吗?

　　别说，还真有，瞅瞅他创作的歌曲《两千五百年》，真是太“雅”了：

　　太多乱象，都是时代的印记。

　　瞧不起农民、看不上穷人、吹捧精英群体势力，这就是曾经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至少是“无关紧要”吧，绝不会受到舆论指摘。

　　因为舆论压根就被他们攥在手里。

　　但是现在不行了。

　　这几年群众声音崛起(互联网功不可没)，发声渠道无限下沉，取代了传统媒体在过往拥有的垄断话语权，也直接摧毁了那些同传统媒体利益绑定的“主流”歌手(及其背后资本和京圈满清余孽)的垄断话语权。

　　所以，才会使得自己的评论区全部被愤怒的网友占领，全民替刀郎们声辩。

　　这在传统媒体时代不可想象，高高在上的大媒体们会被“主流”们收买，一口一个“那姐”的谄媚。

　　但是群众不会，群众只认理，认死理。

　　这是问题的关键，给了越来越多昔日不被“主流”所关注甚至还会被污名化的艺术创作者以底气。

　　在传统媒体时代，他们多半也是不敢的，只得以半隐退的状态闲云野鹤。

　　这就是“大民主”的魅力。

　　还记得四年前杨坤diss东北喊麦神曲《惊雷》吗?

　　让我想起了电影《无名之辈》里的憨贼，那个被电视里西装革履、高高凌上的电台主持人无情地用鬼畜视频戏弄的憨贼：

　　老子犯法你就抓老子啊，为啥子要恶搞老子……

　　你可以说《惊雷》不是音乐，你也可以说它俗到了地底，但你说他们“脑子有问题”，这样子着实不好看。

　　都知道塔尖的人读不懂底层的悲伤，但鲜有人知道，他们同样读不懂、甚至还会曲解和污化底层的快乐。

　　“顶层”与“底层”，是如何形成的呢?

　　「重工业烧烤，轻工业喊麦」，新兴的喊麦文化是伴随着东北辉煌时代的旧去而淬成的。

　　它是时代的产物，与人无关，与音乐审美亦是无关。

　　从《钢的琴》到《野狼disco》，再到《惊雷》，东北一直在咆哮，也一直在挣扎。

　　数年前拍摄《钢的琴》时，某位投资商就望着高耸入云的大黑烟囱，吸着鼻子说道：

　　拍工人阶级，能赚钱吗?

　　是啊，想要赚钱，得去拍小布尔乔亚，那样才能迎合并满足这个996时代下，早已被原子化的都市韭菜们躲在繁华城市的出租屋里、捧着手机幻想平步青云的浮华梦想。

　　那些喊麦歌曲里的歌词事实上莫不如此：帝王、青天、大将、风雪呼啸、斩落马下……

　　那是一个沸腾在意淫世界里的江湖，90年代失去了国家的庇护，被抛弃的东北人需要一个新的寄托。

　　除了音乐圈，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纷纷上位：电影业，《白日焰火》《无证之罪》开路后，《刺杀小说家》《日光之下》《东北虎》等也拍马跟上。

　　你嘲笑老舅董宝石“土嗨”?可他就是能把陈伟霆拽到《野狼disco》的MV里唱粤语，惊呆一帮瞧不上他的优雅贵客。

　　就像没有大结局的东北神剧《乡村爱情》第十一季，竟然能让狄龙出演1/3的戏份。

　　更不用提将港风引入东北话的鼻祖沈腾，“我的老噶，奏住在那个屯…”

　　每当你装模作样、捏着鼻子审视这块黑土地时，那里的群众总能用勃勃生机去解构你的解构。

　　在东北的“潮”面前，你会发现故作优雅、趋附时尚的杨坤们，恐怕才是反智的那一个。

　　导演张猛回忆：

　　1999年，我在铁岭评剧团看到一架木质钢琴，是当时他们团里的人做的，那时候我开始想这架钢琴的故事。

　　铁岭有一个钢材市场，里面有一大堆90年代末下岗失业的工人，他们失业后买了和自己以前工作时一样的机床，变成了一个个小作坊。但现实中这些工人们又都集结在一起，你想做个什么东西都是在这个市场里完成——国有化的概念、集体主义的信仰，刻在他们那一代为国家贡献了青春的东北老工人的心中。

　　一个人在突然失业后面对社会时最阵痛的时期，是我一直想拍的，我不想人们把那个时代遗忘掉。

　　电影《钢的琴》应运而生。

　　灯红酒绿的今天，当我们跟在掌握话语权的权贵阶层、特权阶级的屁股后面，去颐指气使、去地域歧视、去嘲弄贫穷……我们，真的有理吗?

　　推荐阅读：被遗忘的东北(阅读请加VX：jinxuemessi通过后直接要即可;加过别的号的同志无需再加，直接私信要)

　　今天，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展示快乐，又真的需要被如此严厉地批判吗?

　　就拿这几百块钱，你还想玩个明星呐?

　　《心花怒放》里马苏操着东北话的台词，说给谁听呢?

　　2

　　杨坤曾凌语，把自己比作咖啡，把喊麦比作大蒜。

　　看似是降格折中、化解舆论争议，实质还是紧咬着“雅俗定义权”死死不放。

　　不停的讨论“惊雷是不是音乐”、“惊雷质量高低”，完全是在偷换讨论概念和讨论对象。

　　“听惊雷的脑子没问题吧?”这和2018年王思聪高傲地谩骂花千芳“8102年了还有傻x没出过国”，有什么区别?

　　你可以不认同，可以从专业角度去剖析和批判，甚至如果你真的有一种育人之好(恰巧杨坤担任过好声音的导师)，你还可以去引导、去教化、去指点——但是你不，你却选择了另一种表达方式：戏谑地将其踩在脚下。

　　这是一种「抛弃」。

　　咖啡和大蒜当然无高低，但是谁是咖啡、谁是大蒜?

　　谁来定义，这是社会话语权的问题。

　　中国社会约莫自80年代后，话语权逐渐从工人阶级剥离，至于流向了何方，众生应有体会。

　　直到十余年前，郭德纲与周立波就“咖啡大蒜”彻底开战，算是一次将潜性的文化分层搬上了台面。

　　以“地气”搏精英以及精英麾下的新兴媚外群体，老郭赢得满堂喝彩。

　　现在的郭德纲我不做评价，但那时的郭德纲，上打体制内蛀虫(各大“艺协”的“相声家”)、下铲崇洋西化之风，风骨骇然，是值得敬佩的。

　　当年的咖啡大蒜论并不是平地而起的无影惊雷，是社会整体发生异化之后，于文化界催生的蛮象。

　　几乎同一时期，南方系大肆鼓吹“宪政”，它的胆气源于庙堂之上“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甚嚣。

　　有印象的人应有记忆，那个阶段可言之一场思想地震，遥想《别不了的司徒雷登》在《南方周末》骄横刊文、杭州方面公然将其不死幽魂请回西子湖畔……

　　在我看来，那可称得上是自由派反动知识群体对毛主席那一代领导人“君子报仇，六十年不晚”的一次呼啸。

　　那是苏联解体的二十周年时期，像极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翻覆惊心的世界局势，十年前的世界同样徘徊在阿拉伯之春的跌宕幻境里。

　　中国亦无法幸免，直到数十家南方系媒体围攻北大教授孔庆东、达到反动的最高潮……波澜历史的一幕幕，历历在目。

　　2022年夏天，热播扶贫剧《大山的女儿》引发如潮好评，其中有这样一段格外激起热议：

　　“穷山恶水出刁民”这种话术，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由市场经济环境催生出的「阶级PUA」。

　　深究过往，南方系媒体及其分支媒体集团是十几年来此等舆论氛围的打造主力军。

　　前年的唐山打人事件，舆论爆发没几个小时，“被打者是坐台小姐”、“正经姑娘谁大晚上出来吃烧烤呀”的恶谣论调(本质是为强行维稳而洗白黑暴势力)马上就在互联网上奔涌………

　　黑化低位次受害者，其目的不过是为了给予高位次势力以「去罪化」的心理慰藉。

　　最近四十年，先富起来的人教会了我们油头傲气地说着太多意气风发的话：

　　“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穷山恶水出刁民”

　　“穷是因为穷人思维”

　　“穷是因为不勤劳”

　　“经济实力决定修养气质”

　　“你自己穷不要赖社会”

　　……………………

　　萨森在其著作《大驱离》中曾这样描述：

　　真正底层的人，甚至于都没人愿意去剥削你、压迫你，只是被动地把你驱离出主流社会。

　　鲍曼对此也曾过论述：

　　没人想要穷人，没人需要穷人，穷人被人抛弃。哪里是穷人的归宿呢?最简单的答案是：消失。

　　首先，把穷人从大街和其他公共场所迁走，这些场所是消费社会的成员使用的;更好的情况是，剥夺他们所有的社会责任;如果没有驱逐的理由，就把穷人监禁在偏远的监狱或集中营里，最好的地方是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在高科技、全自动的监狱里。

　　还要把穷人从社会群体和道德责任中驱逐出去，这可以用剥夺者和堕落者的语言改写故事来完成。

　　把穷人描绘成松弛懈怠、有罪、缺少道德，媒体乐意与警察合作，向喜欢看轰动新闻的公众呈现骇人听闻的图片，充满了犯罪、毒品和性混乱、在破旧街道中找到庇护的不法分子。

　　向公众们明确：贫穷问题就是犯罪问题，然后用对待罪犯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郭德纲的段子讽得就很到位：

　　于老爷子善良，高呼：“快，快把方圆二十里内的穷人都给我赶走!我这人心善，见不得穷人……”

　　分享一段我2020年美国爆发黑命贵运动及衍生的“零元购”运动时的评论：

　　在美国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决书中，「底层社会」这个词语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很长的相关列举：少年犯、辍学者、瘾君子、单身母亲、抢劫犯、纵火犯、未婚妈妈、皮条客、乞丐、暴力犯罪。

　　这些可怕的暗黑定性词语，让那些所有高高在上的“体面人”，自然而然地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

　　于是，那些社会边缘群体甚至无法获取正常的同情，更不要提获得帮助亦或是采取反抗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穷，就是原罪，你甚至连解释的机会和权力都没有。

　　稳居高台的既得利益者不但掌握着财富，还掌握着话语权、解释权、定义权。

　　他们除了要对穷人进行污名化、歧视化运动，还要对富人进行道德化、造神化运动。

　　3

　　海来阿木是四川凉山人，一个前几年才宣布脱贫的地方，2015年8月时就成为过一次焦点：凉山彝族小学生木苦依伍木写的作文《泪》在网上被疯狂热传，被称“最悲伤的作文”。

　　木苦依伍木的父母相继病逝，姐弟三人自幼就是孤儿。

　　作文《泪》里，最刺痛亿万网友心扉的就是这一句：

　　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课本上说，有个地方有个日月潭，那就是女儿想念母亲流下的泪水。

　　从90年代国家逐渐开始将市场作为“关键性的资源配置手段”以来，四川凉山等西部山区的劳动力逐步进行了成批次、有秩序的“外逃”，可谓不分男女老少地将劳动力推向了东部沿海，把整座大山留给了不具劳动作业能力的高龄老者和初生孩童。

　　也正是从90年代开始，凉山成为了毒品、艾滋病、卖淫、黑社会藏匿军火的西部深窝。

　　截至2015年9月，凉山州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累计报告38568例，其中静脉注射传播的人数占到57.8%，总人数占四川全省50%;2016年，凉山州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23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613名;当地没有父母抚养的儿童约2.5万名，占总人口的2%。

　　在过去市场经济、极端市场化思维大行其道的岁月里，拯救贫困地区的唯一出路就是用万能的“市场”来解决问题，即：让贫困劳动力“匹配、接壤”东部沿海的发达经济。

　　打工潮，就被主流舆论捧为改变命运的正确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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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根据少部分良心记者和媒体过去深入东莞、广州等地的调查，四川凉山打工人在东部的遭遇真的让人无语凝噎：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控制下舆论领域其解释手法依旧堂而皇之：

　　凉山彝族农民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是贫穷的根源，他们思想闭塞、不思进取、不重视教育，所以在大城市不适应，同时国家的帮扶徒增了他们的依赖性……

　　这就是很多年来南方系给四川凉山人、东北人、西北人等穷苦地区务工人员的定论。

　　晚近三十余年，南方系舆论势力的崛起史，几乎就是一段地域歧视史：东北三省、山东省、河南省则成了当仁不让的被黑主角。

　　最起初的诉求，不过是为了强行合理化1998年国企改制与工人下岗。

　　想要打碎和驱逐一个阶级，必须首先污名化这个阶级。

　　于是，“人浮于事”、“大锅饭”、“亏损”、“懒汉”等一个个帽子，率先由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工人们戴起，一戴就是二十年。

　　被剥夺了阶级高位和话语权，还要被强制定义为“落后”，这是杀人+诛心的组合拳。

　　至后续进入新千年，入世之后南方系更加大张旗鼓地为市场经济和资本夺权唱赞歌，“地域歧视”也就更加成为一枚法宝，被歧视地区也就扩大到了所有经济落后区域。

　　只有制造精英群体与劳工群众的“差异”，才能教化和启蒙后者向前者跪下服从——而前者，往往是深度西化、依附于西方话语权的买办喉舌。

　　丁太升这种货色，同是如此：

　　将被抛弃的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村地带)的一切表现出“落后于发达地区”的言行新闻，全数归于“穷山恶水之劣根性”。

　　这种嘴脸手法，南方系及与之蛇鼠一窝的某些文人叫兽真的是让人历历在目。

　　以至于到2023年爆火的淄博烧烤，这帮人依旧孜孜不倦地用力抹黑着群众的狂欢......

　　真正让那帮货色破防的点，根本不在于淄博或是其他哪座城市，而是因为爆火的东西是「烧烤」。

　　如果是「咖啡」红出圈，他们是很乐于给淄博戴高帽的——“嗯不错不错，淄博很时尚!咖啡豆的香气让这座城市如此的迷人，如此的文明～”

　　文学也好，饮食也罢，亦或是音乐，资产阶级的生活总是意味着一切都是“特殊化”的，它必须脱离群众，使自己曲高和寡，方能在高度的特殊化之中实现对「高度」的垄断——垄断创作权、垄断解释权、垄断宣传权。

　　有印象的同志应当记得，2020年抗疫初期时，我国农村地区卓有成效的诸多封村措施、许多接地气的号召居家隔离的口号标语，同样不被南方系放过、被揪出嘲弄“落后、老土、low”。

　　特别之特别，是用以与日本捐物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作为对比。

　　话说他日本人要真知道“风月同天”是什么意思，把核废料收一收?

　　舔日媚洋的姿态，背后是藏不住的仇农辱农的立场，以及「阶级PUA」阴谋。

　　4

　　2021年时还有个事儿，大连理工大学的一个女学生去云南龙陵支教，结果受不了当地的落后、学生等当地人的所谓“素质低”、教育环境恶劣，旋即在微博上恶语吐槽甚至破口谩骂、侮辱讥讽：

　　这让我想起了同样被抹黑泼污的知青下乡运动。

　　半个多世纪前，持续十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曾深刻地改造了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使之在蜕变为「劳动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成长为一批脊梁坚硬的「知青一代」。

　　知青一代，也曾于80年代抵御自由化风潮的抗争中表现出了风骨和战斗力。

　　直到今时今日，那段火红的岁月依旧在庇护着共和国：

　　2012年的十八大，七个常委中四个知青，二十五个政治局委员中十二个知青;

　　2017年的十九大，七个常委中三个知青，二十六个政治局委员中十一个知青;

　　2022年的二十大，七个常委中四个知青，二十四个政治局委员中七个知青。

　　因而，苏联与东欧亡故，但中国未倒。

　　“合乎历史进程”的是，上山下乡也不可避免地在新世纪遭到南方系的大规模抹黑，直至2012年后随着精准扶贫运动的开展和整治舆论的实施才些许消沉。

　　抹黑知青下乡，与2021年这位支教生大骂龙陵县的落后别无二致，都是出于“维持”自己作为精致的知识分子所必要的优雅高位，而必须进行的阶级俯瞰和阶级打压。

　　没有打压、乃至怒目圆睁的破口大骂，怎么能体现自己的阶层优越呢?

　　1966年3月，毛主席曾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

　　这话放到今天，一点也不过时。

　　一年后，毛主席在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中说：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再一年后，他在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时又严肃地指出：

　　学生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精英化、由于他们因知识垄断而形成腐化的周期率性的痛点，毛主席一直深为担忧。

　　1957年7月，他甚至在公开场合这样言辞批评过：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

　　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

　　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所以，他会劝诫干部：

　　我劝同志们多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

　　所以，他会给出这样的定义：

　　如果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

　　所以，早在1942年5月的延安，他就发出过这样的感叹：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毛主席早早地告诫过建立新中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继续革命的的道路还更长、更艰巨——可是似乎这样的党内劝诫愈发无人回应、愈发被淹没。

　　城市与农村的距离、官僚/知识分子与农民/工人的距离，自50年代后期就有了一丝扩大的端倪，这令主席察觉到继续革命、以及重新扶起农民阶级高位的必要性。

　　恩格斯曾在1842年11月说过：

　　只有工人、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很有前途。

　　从中国国情与党的性质出发，如王国藩、陈永贵、吕玉兰、吴仁宝、王宏斌这样的农民积极分子，从来就不该被边缘化。

　　他们不仅代表着一个群体的地位，也代表着真正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力背后生产关系的阶级性。

　　半个多世纪前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半个多世纪后习主席又为什么要启动扶贫脱贫攻坚运动?

　　答案或许就藏在60年代中期毛主席就国内大城市医院高级干部保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现象的批评里：

　　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

　　留在城市里，坐在医院中，戴起大口罩，隔断了与基层群众的联系，冷落了人民群众的感情!

　　半个多世纪后，熟悉的话语再度升腾：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

　　从2013到2021，八年来，他先后七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五十多次亲自调研扶贫工作，走遍十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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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共产党人?

　　不在铁雨钢泥里滚三滚，不知何为“为人民服务”。

　　如若三十来岁就装模作样地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学着“批条子”、“盖章子”——这培养不出人民公仆。

　　正如2021年2月25日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以热血赴使命、以行动践诺言，在脱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呕心沥血、建功立业。

　　在脱贫攻坚斗争中，1800多名同志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

　　“穷山恶水出刁民”，当我们跟在那些鲸吞者和食利者的背后、不知不觉充当了他们的舆论打手时，可曾想过：所谓“穷山恶水”是如何形成的?那些年我们口中的所谓“刁民”，他们又是如何被环境塑就的?

　　1951年，毛主席在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在图书馆的日子时曾直言：

　　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改开不到二十年的1995年，我国财产基尼系数为就已经达到0.45;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4，2013年为0.473，2014年为0.469，2015年为0.462，2016年为0.465。

　　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是《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给出的结论。

　　还是通过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49-1978年之前的中国基尼系数均值约为0.16。

　　当庞大的「穷人」阶层仍然在被污名化的当下，有谁愿意去注目一番被无视的「穷山恶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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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跋

　　最后说一个小故事。

　　在电影《井冈山》里有这样一组镜头：一个叫花子见红军征兵，也想去报名参军，但负责招兵的旧军队将士见他蓬头垢面、衣不蔽体，就拒绝了他。

　　这位乞讨者登时愤怒放言：

　　你们不要我当兵，老子晚上来一把火把你们营房给烧了!

　　这激怒了招兵的人，命令把他看押起来。

　　正在此时，毛主席发现了这个情况，过去了解清楚后，决定收了他当兵。

　　瞬间成为一名“新兵”，这位叫花子开心得跳起来。

　　注册时，毛主席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自己没名字，人们都叫他“烂皮箩”。

　　于是，毛主席就根据这个“烂皮箩”绰号，给他取了个名字叫：蓝顶天。意即：从此挺直腰杆，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从此，这位“蓝顶天”紧跟红军干革命，后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毛主席而英勇牺牲，成为一名革命烈士。

　　这红色的天下，这共和国的江山，正是无数个“泥腿子”、无数个“叫花子”、无数个“蓝顶天”用生命和信仰打下来的。

　　靠污名化群众来粉饰优雅，不仅卑劣反动，更是极其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