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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毛主席在井冈山建军开始，人民军队——无论是叫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还是解放军——都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一块文化高地，在文化上辐射、滋养、引领着全社会。

　　截止八十年代，军队文化战士创作的歌曲、散文、小说、戏剧，八一电影制片拍摄的电影等等，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三代人。

　　已故著名军旅作家刘白羽前辈，就是这块文化高地上的一位标志性人物。

　　之所以想起刘白羽，是因为前几天，诺奖得主莫言陷入舆论漩涡的缘故，人们发现，早在1995年，刘白羽在看了《丰乳肥臀》之后，就对作者有严厉的批评。

　　被人们反复引用的刘白羽原话是这样的——

　　“世风如此，江河日下，我们浴血奋斗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竟养了这些蛀虫，令人悲愤。”

　　刘白羽此言，证明尽管他不能力挽狂澜，但他的一生始终如一，没有忘记革命建国的初心。

　　在一个变色龙成精的年代，人人以与时俱进为荣的年代，这无异是一种最可宝贵的品格。

　　我在搜寻刘白羽资料的过程中，意外发现，早在1950年，刘白羽就以新华社驻东北野战军记者的身份，担任了电影《人民的战士》编剧。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部电影显得过于朴实无华，与其说讲述了一个曲折离奇，扣人心弦的故事，不如说更像一篇质胜于文的战地通讯，但唯其如此，才能让今天的观众更加贴近当年正凯歌行进的人民解放军，尤其是战功赫赫的第四野战军的精神风貌。

　　1952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七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人民的战士》荣获“争取自由斗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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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的战士》上映时间距今已有70多年，很多人没有看过，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剧情——

　　1946年的东北战场，松花江南岸的农民在我军撤退到松花江北岸后，遭到蒋军和地主还乡团的残酷迫害。青年农民刘兴不得不离别妻儿老小，去投奔解放军。在松花江北岸，翻身农民万大爷送儿子万良才参了军，自己也积极支前。

　　万良才和刘兴在同一个连队，两人成了好朋友。1946年冬，东野开始三下江南，在一次战斗中，刘兴负伤，万良才把刘兴背下阵地，途中敌机轰炸，他用身体掩护刘兴，自己却受了重伤。

　　刘兴在后方医院逐渐痊愈，万良才却因伤势过牺牲。刘兴万分悲痛，决心为战友报仇。他返回部队，随部队打回了家乡。母亲告诉他，妻子被蒋军残杀，刘兴忍着悲痛告别母亲，随军继续战斗。他在战斗中炸毁了敌人的街垒，自己再次负伤，在战地包扎所，刘兴遇到万大爷，告诉了他万良才牺牲的消息，万大爷安慰他说：“我的儿子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刘兴带伤重返火线，参加了最后攻克敌人指挥所的战斗，并在火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影片的拍摄工作极不顺利，东北电影制片厂(即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委和四野文工团党委共同决定，号召大家自己动手动脚克服困难。

　　为了逼真地再现战场气氛，刚刚走下战场的文工团员们，凭着在战争中学到知识，勇敢地承担起了烟火、爆破、研制黑色炸药和制造空包弹的任务。

　　影片中扮演纵队副司令员的宋广汉主动承担起制造黑色炸药的工作。由于没有经验，碾碎时发生了爆炸，当场牺牲了一位工人同志，宋广汉和另一位同志也受了重伤。但他没有气馁，仍然带伤坚持研制，直到取得成功。

　　影片扮演男二号万良才的演员刘欣也受了重伤，但他为了少误工时，伤未痊愈就投入了拍摄。

　　为了拍摄这部影片，摄制组牺牲1人、致残3人、轻重伤25人，终于在1951年3月完成了拍摄任务。

　　整个拍摄过程之酷烈，不亚于一场真实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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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的战士》最浓墨张彩的部分，是刘兴在伤愈归队后参加诉苦活动的桥段。

　　在影片中，诉苦会现场群情激昂。有的战士父亲被地主活活打死，有的战士母亲被地主强奸，含恨自杀，有的战士弟弟妹妹被卖掉……战士们的仇恨与斗志，都诉苦中被激发出来，整个气氛，很像是新闻记录片的镜头。

　　诉苦运动，是1947年开展的“新式整军”运动的主要内容(其他内容包括“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进行阶级教育，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

　　诉苦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对比新旧社会，启发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激发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认识到天下穷人是一家，明白为谁当兵，为谁打仗。

　　诉苦运动证明，人民军队并不是一支抽象的“国家军队”，而是一支“阶级军队”，只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打到地主老财，穷苦人才能过上好日子。

　　诉苦运动结束之后，大决战随即开始，人民解放军气势如虹，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蒋介石持续22年的反动统治!

　　与人民解放军反复厘清、确认自己的本质相反，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始终不敢面对军队的阶级性。

　　蒋介石欺骗性的宣称，国民党军队是“国军”，是为国家打仗，但实际上，国民党军队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炮灰，是地主阶级的炮灰，也是美帝国主义殖民中国的炮灰，对国民党军队的广大中下层官兵来说，他们出生入死地打仗，反对的是他们自身的利益，国民党军队取得的胜利越多，他们所属的阶级受到的压迫就越严重。

　　因此，蒋介石的军队，当然就没有战斗力，“国军”和有明确阶级意识到解放军对战，就一触即溃，望风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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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的战士》的另一个特点，是其中的战斗场面，表现了很高的战术水平。

　　在影片开始不久，有一个排进攻的场面，十分精彩——

　　在洁白的雪地映衬下，战士们成经典的“三三制”队形展开，交替掩护，很快就以极小的代价拿下了被国民党军控制的山头。

　　所谓“三三制”，即战斗时以班为单位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每个战斗小组三人，每个战士分工明确，进攻-掩护-支援。

　　战斗小组进攻时，两名士兵在前，组长在后，成倒三角阵型，既便于指挥又便于掩护，三个战斗小组组成一个战斗班，三个战斗班组成一个排战斗群，进攻时呈"散兵线"队形展开。

　　战斗班展开时，士兵根据组长或班长指令随时变换战斗队形，战斗群展开后用"口语"、"手语"、"军号"来传达战术指令，一个总数27人的战斗群完全展开，就可以覆盖800米宽的战线。

　　“三三制”是林彪在担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期间，提出的著名的六项战术原则中的一项，其他五项包括一点两面、四组一队、四快一慢、三猛、三种情况三种打法，等等。

　　毫不夸张地说，六项战术原则，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在战术层面的结晶。

　　“六项战术原则”提出后，东北我军的战术水平很快超过了被美军教官训练出来的原“中国远征军”，即新一军和新六军。这支装备了美械，曾经不可一世的蒋军主力，最终被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在黑土地。

　　今天很多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导演，在表现我军的作战行动时，除了惨烈、不怕死，就是人海战术，这其实大错特错，是不懂历史的表现。人民军队在政治、战略和战术水平等方面，全面优于对手，才是胜利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在战术层面，也明显优于美军、苏军、印军以及南越伪军，所以才能够在以他们为对手的战争中，克服武器装备的差距，取得最后胜利。

　　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刘兴伤愈归队，就可以乘火车奔赴前线，而在关内，我军还只能靠“两条腿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电影《南征北战》台词)。

　　在火车上，刘兴和战友们豪迈地唱起了《林总命令往下传》，这可能是国内唯一完整表现这首歌的电影。

　　林彪晚年的问题暂且不论，但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他的确是深受基层干部战士信任、爱戴的优秀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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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人民的战士》，还有一则令人感慨万千的轶事。

　　1951年3月，文化部电影局和中影公司在全国20个大城市举办国营电影制片厂的“新片展览月”，展映了《白毛女》、《钢铁战士》等26部影片，《人民的战士》也名列其中。

　　毛主席也观看了《人民的战士》。

　　很快，东影接到了从毛主席那里传来的意见。毛主席认为，这是一部好片子，但刘兴的战友万良才牺牲，看了让人觉得心里很难过。

　　尽管电影被称为“遗憾的艺术”，但毛主席的看法，不能不重视。编剧刘白羽在和东影的领导、导演研究之后，决定对影片进行重大修改，于当年10月又投入了二次拍摄，1952年4月完成。

　　在修改后的版本中，万良才在后方医院，被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医生用精湛的手术救活，并在前线与父亲万大爷重逢，同时，刘兴的妻子也侥幸逃过了蒋匪军的残害，在获得解放的家乡与刘兴重逢。

　　说实话，我在看这部电影时，略感不谐，觉得万良才与刘兴的负伤与归队，似嫌重复，刘妻生还，也减弱了影片的力度。

　　但是，联想到毛主席在五十年代看《白蛇传》，晚年看电影《难忘的战斗》时，都曾完全进入剧情而不能自己，也能够理解毛主席的心情。

　　毛主席是最好的电影观众，是真正的沉浸式看电影。

　　毛主席有一颗柔软慈爱的心。在真实的革命斗争中，“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牺牲不可避免，但在银幕上就不愿意再看到牺牲。

　　《人民的战士》第一次上映时，毛主席刚刚得知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消息，他不愿意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痛苦，同样发生在影片中的万大爷身上。

　　毛主席对人民的爱有多深，他不希望人吃人的旧社会复辟的决心就有多大——从一部电影的修改，我们已经约略可以看出一点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的思想发展脉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