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电影，现在也许没有多少人会知道它的名字，在它发行时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可是却在中共党内高层引起了重大的政治风波，以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有争议的余波。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清宫秘史》。这部电影是1948年由香港永华电影公司拍摄的，影片围绕十九世纪末发生的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揭示了当时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所谓帝党(光绪)与后党(西太后)两派之间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电影的创作者无论是在政治倾向还是情感寄托方面，都是站在主张维新变法的光绪、珍妃等人一边，而对于反对变法的慈禧太后及其党羽则进行了强烈的鞭挞，对义和团运动也持批评态度。影片于1950年3月在大陆各地上映，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好评，认为影片褒扬了实行新政，变法图强的维新派，具有进步意义。

　　可是，毛泽东在看了这部电影后却持有完全相反的看法。他对陈伯达和田家英等身边的秘书很生气地说：“这部电影是卖国主义的。” 当时并没有公开讲，不过毛泽东身边的许多工作人员以及中宣部的主要干部是知道毛泽东的这个态度的，但中宣部并没有开展对该电影的争论和批评。

　　到1954年，毛泽东终于发话了，他在一个批示中寫道：“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沒有被批判。” 言辞之中，充满不满以至愤慨。這以后，毛泽东又說：“《清官秘史》五年来沒有批評，如果再不批評，欠债越来越多了。”可见，毛泽东把批评这部电影看作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否则就是“欠债”。然而，這部影片仍然迟迟沒有受到公开的批評。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艾思奇等人谈历史和哲学问题时，再一次提出《清宮秘史》的问题，說：“《清宮秘史》有人說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这时，已经处于一场大风暴的前夜，而围绕这部电影的争论也成为这场风暴的一部分。

　　为什么毛泽东对这部电影如此反感，以至于从建国初以来过了好多年还是不断地提及此事，坚持认为不对其进行彻底的批判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毛泽东对影片贬低义和团而对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八国联军却不加批判的立场十分反感。他在一篇批判该影片的文章中亲自加写了一段话：“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义和团运动同中国历史上各次农民起义一样，由于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落后甚至愚昧的行为。影片采用某些史学研究者的观点，把义和团运动描写为“无知愚民”的一种野蛮的骚乱，是一群搞“邪术妖法”的“乌合之众”。这种观点无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外国列强的侵略及其在中国大地上的恶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而义和团运动就是中国普通百姓奋起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在这样一场泾渭分明的对立中，究竟站在那一边说话，当然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問題”，一个根本立场的问题。中国的爱国人士，爱国学者从来都是把义和团运动列为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站在这个立场对立面的，自然会引起毛泽东的反感，并斥之为“卖国主义”。

　　然而，毛泽东对这部影片最大的反感还不在这里，而是在影片中的光绪与珍妃身上，而这两个角色恰恰是影片作为正面形象来塑造的，也是被一些好评文章看作主张维新变法，具有进步意义的影片亮点所在。据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戚本禹在回忆录中的记载，毛泽东对影片中珍妃說的这样几句话特別反感，珍妃對光緒說：“现在外国人都支持你这个皇帝，反对她(慈禧太后)，你不要跟着她走，外国人打进北京来，会让你来收拾这个摊子，外国人支持你，他们可以帮你把权力夺回来。”从影片的多个镜头与台词来看，编导者的这个倾向非常明显，珍妃还说：“我相信各国非但不会伤害皇上，还会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大臣孙家鼐也声称：“东西各国的使臣，也都向着皇上。”

　　企图依靠外国势力，与外国人里应外合来争夺权力?这是具有强烈民族尊严感的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尽管他也认为慈禧是个很反动的人，但站在民族立场上看，光绪与珍妃的做法更加不可接受。影片的这种思想倾向自然引起毛泽东难以遏制的愤怒。对于这种行为，毛泽东有一个特定的用语——“里通外国”，这是毛泽东的“词汇表”里一个特别可耻的贬义词。

　　毛泽东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也反映在他对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评价上。凡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与强盛有所贡献的帝王，他都给予较高的评价，而且不受传统观点的束缚而给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褒扬秦始皇，他对商纣王也有好评。虽然他也批评“纣王滥用职权，为自己享乐，在修建重重楼阁和金碧辉煌的鹿台中，不知道耗费了劳动人民多少金钱和血汗。”但他认为，商纣王征服东夷，巩固了东夷与中原的统一，促进了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经济和文化的开发，是应该得到历史的肯定的。在评论商纣王功过以及失败的原因时，毛泽东作了一番长篇议论。他说：“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回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而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里通外国。”“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见《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毛泽东1959年6月22日与吴芝圃等人的谈话》)

　　在这篇议论中，毛泽东对那种身为朝廷命官，却暗地里与外部势力勾结，进行颠覆国家的秘密活动的人表示出强烈的鄙视态度。他用现代的词汇“汉奸”和“里通外国”抨击这类历史人物，用来说明他之所以把这种人称为“最坏”的道理。在毛泽东看来，里通外国就是不可饶恕的汉奸行为，也就是“彻底的卖国主义”。

　　在现实的党内斗争中毛泽东也持同样的态度。毛泽东认为只要是公开的，符合组织纪律的，即便是路线分歧，也属正常的党内斗争，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思想的统一和全党的团结。毛泽东把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特别是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同志，作为领导干部的必备条件之一。但是，对于背着组织搞秘密活动，与外国势力勾结，企图借助外国党或外国政治势力来达到争夺个人权力目的的人，毛泽东则持绝不宽容的态度。他严肃地提醒全党注意:“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并严厉地告诫他的同事：“切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自古以来，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没有好结果。”凡是涉及干部审查的问题，毛泽东都会关注有没有这类情况，他说：“只要不是里通外国，错误就还可以挽救。”又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凡是犯这类错误的人，无论他过去职位多高，功劳多大，毛泽东都会不再信用。毛泽东的这个态度，全党共知，为党内斗争划定了一条明确的政治道德底线，也集中表达了党内外所有爱国人士坚守民族气节的共同意志。

　　对于“里通外国者”的鄙视和警惕，在今天，仍然应该是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必须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