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革开展50周年。据环球时报在今年5月份的一篇社评中说，目前社会上存在着二种对文革偏激的评论，一种称之谓“全面反思派”(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社会应当在今年“彻底反思文革”，打破“官方回避文革错误”的局面，以防止“文革的重演”)，一种称之谓“重新评价派”(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呼吁“重新评价文革”，强调“文革被妖魔化了”，他们把那些年卫星上天、氢弹爆炸等成绩都记在“文革”头上)；环球时报还说“互联网放大了一些小圈子彼此之间的分歧，造成了中国社会对‘文革’认识十分混乱的假象。”

　　本文引用环球时报上的社评，并不是要对该社评进行“贬”或“葆”的评论，只是从这份比较能反映中共官方态度的报纸的评论中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文革作出的结论，但是中国社会中还存在着对这个“决议”不同的看法，甚至还能“造成了中国社会对‘文革’认识十分混乱的假象。”

　　这个事实表明，虽然“决议”在1981年发表的当时是尽可能做到严肃和深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决议”发表35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一下“决议”的内容，结合“全面反思派”和“重新评价派”对文革的种种议论，我感到换一种视角讨论文革，应该是很有必要的。

　　无论是“决议”，还是“全面反思派”和“重新评价派”，在涉及到文革时，着重论及的一般都是谁对、谁错、谁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谁受了冤屈、对国民生产的影响等等；在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时，这些当然都是要讨论的内容。但是，我认为，仅仅从这种视角来讨论文革是不够的。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除了前面提到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外，还有一个在1945年中共中央作出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1945年的决议”)。在“1945年的决议”中，不仅论及了“谁对、谁错、谁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谁受了冤屈”，论及了党内问题对革命形势的影响;除此之外，“1945年的决议”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的环境，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问题的视角。但是，无论是“全面反思派”，还是“重新评价派”，甚至于“决议”，在讨论到文革时，在这方面都没有下大功夫。

　　“全面反思派”主张的“彻底反思文革”、打破“官方回避文革错误”的局面、以防止“文革的重演”，实际上仍旧纠缠在“谁对、谁错、谁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谁受了冤屈”上面，并想由此得出结论：发动文革，不仅是毛泽东的错误，而且是中共的错误，不仅毛泽东要对此承担责任(这点在“决议”中已经说了)，而且整个中共也必须要对此承担责任(这点在“决议”中没有说;因此“全面反思派”要提出“彻底反思文革”、打破“官方回避文革错误”的主张);顺着这样的思路，接下去的所谓“防止文革的重演”，自然就是要求中共从政治上、理论上全面向“全面反思派”们心目中“理想”的西方政党看齐。

　　“重新评价派”呼吁“重新评价文革”，强调“文革被妖魔化了”，其关注的也是“谁对、谁错、谁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谁受了冤屈”。他们也没有象“1945年的决议”那样，认真分析文革期间“当时的环境，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他们之所以不能象“1945年的决议”那样来思考文革的问题，可能与他们在文革中或文革后所处的社会政治地位有关。

　　“决议”的起草者应该是研究过中共中央“1945年的决议”的，因此在“决议”中涉及到文革的部分中也尝试分析引起文革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是，由于“决议”起草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导致在尝试分析引起文革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时，没有能很好地展开。因此，“决议”通过后，在政治上是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但是在与文革有关的思想上却没有比较彻底地解决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其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象“1945年的决议”那样，“认真客观地分析发生文革当时的社会环境，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这段话以下简称“认真分析文革根源...”)。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中共中央没有能够那么做呢?是不是起草决议的人脑子笨，不懂得这样做的好处呢?应该不是。中国人本身就是很聪明的民族，中共执政后聪明人才是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共中央各个部门。拥有那么多聪明人才的中共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是不会因为考虑不周而没有象“1945年的决议”那样来起草“决议”的。

　　影响“决议”起草内容的主要是当时的政治环境。1980年前后，许多在文革期间被错误打击的人平反了，这些人要求追查那些打击他们的人的责任，是一种很自然的要求。社会上有些人从对“四人帮”的批判中逐渐转向对毛泽东的批判，从对毛泽东的批判引伸到对共产党的理论和领导地位的质疑。同时，在1980年底到1981年初，“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被公开审判，并于1981年1月被以在文革中所犯的反革命罪等罪行判刑。这些都是当时发生的重要的政治因素。为了回应这些政治因素的影响，“决议”通过对毛泽东在文革前成绩的肯定和毛泽东在文革中错误的批评，通过对现行中共领导人在文革中所受打击的描述，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与文革切割开来，稳定了当时执政的中共领导人的领导地位，确保了当时政治局面的稳定。同时，在“决议”中，对在1981年初发生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大政治事件作必要的认可，不仅能让在文革中受到打击的干部和群众出一口气，还能在政治上堵住那些想通过批判文革、质疑中共领导地位的那些人的嘴：文革中的坏事不是我们现在这些当政的人干的，那些在文革中做坏事的人已经被我们判刑了。

　　客观地说，“决议”在当时对于稳定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是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是，用切割的办法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妨碍了认真地、客观地和深刻地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因为，既然文革中发生的坏事都是那些混入党内的“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干的，现在这些“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被揪出来、被判刑了，就万事大吉了，又何必费脑子去搞什么“认真分析文革根源...”呢。

　　为什么当时会有相当一批人积极地去声讨文革、诉说自己或别人在文革期间受到的磨难等等，却没有积极性去“认真分析文革根源...”呢?我仔细对比了“决议”和“1945年的决议”通过前后中共内部的政治状态，发现一个重要的区别。在“决议”通过前后，中共内部主要是争论对、错，查责任，然后通过惩办“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来切割责任;而“1945年的决议”通过前后，中共内部一开始也主要是争论对、错，查责任，但后来则是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办法处理以张国焘、王明、博古、瞿秋白、李立三、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和积极跟随者。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1945年的决议”为了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就必须要实事求是地、仔细地讲道理，也就是必须“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的环境，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才能使人心服口服。而“决议”发表前后，相当一批人之所以没有积极性去做类似的工作，是因为“决议”通过前后中共内部的政治状态主要是查责任、切割责任和惩办责任承担者;特别是判刑，更是不需要被被判刑者同意的。对于这二个决议在这方面的区别，从理论上有待于中共党内的理论工作者去详细的研究;但是，在此我可以作一个比较形象的描述：1945年参加会议的邓力群回忆到“1945年的决议”时，曾感叹地说：“一批人解脱了，许多人心服了，大家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而如果现在回忆到1981年通过的“决议”时，有谁能从心底里发出如此的感叹呢?

　　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对党内错误来说的 ，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他们是反革命，不能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时，我想起了一个传言，当年在中共政治局内讨论四人帮问题时，大多数人认为江青应该判死刑，但副主席陈云表示反对，陈云说：“与四人帮的斗争属于党内斗争，如果在党内斗争问题上杀人，那么将给后世留下恶劣的先例。大家要坚持死刑的话，在会议记录上给我写上‘陈云不同意’。”当年苏联的斯大林搞肃反时杀了许多苏共党员，其罪名也是“反革命”;在王明错误路线时，在红军中也有一批共产党员以反革命罪被杀掉了;斯大林和王明在党内斗争中用的这种手段，是犯了大错，这是已经作了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的。毛泽东吸取了他们的教训，在党内斗争中坚持“一个不杀”，也没有因党内斗争问题而动用判刑手段的，但搞了软禁等手段;就这样，到现在还有人因此而骂毛泽东。如果上面那段陈云的话的确发生过，那么对待属于党内斗争的四人帮，是否应该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办法呢?

　　我仔细考虑过，如果对待属于党内斗争的四人帮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办法，那么“认真分析文革根源...”，就是非常必要的了;不然的话，怎么能使人心服口服呢?

　　如果真正作了这些分析，文革的禁区也就不存在了，中国共产党人就可以坦然地站在“全面反思派”面前说，文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一次探索，我们是真想把中国搞得更好一点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探索失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因此得到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和现在的反腐倡廉等等之所以能进行得比较顺利，都与吸取了文革的经验教训分不开的;中国还是由能真心为全中国人民的幸福奋斗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比较好;欢迎你们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向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如果真正作了这些分析，并且据此采取合理的措施，那些“重新评价派”们一定会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他们心底里是一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一向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群众啊;我相信，这些人现在从心底里也是反对文革中发生的那种揪人批斗、烧毁书籍文物等非法活动的。

　　文革发生至今已经整整50周年了。因文革而起的种种恩怨也应该逐渐淡化了，妨碍正确评价文革的各种利害关系也应该逐渐淡化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反腐倡廉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分析文革根源...”，给与文革有关的方方面面一个正确的评价，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这是中国共产党近期内应该能够完成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当然，要做好此事，必须先在中共高层和核心理论界统一思想，不宜一下子全面铺开。由于缺乏对文革的全面的、合情合理的、使人能心服口服的评价，因此对文革的评价，不管怎么说，始终是中共精神上的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早一点卸掉这个负担，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将能使中共以更加坚定的步伐领导全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