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尚存的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身上。西方有人预言中国将撑不过3年，就会像苏联那样垮台，“中国崩溃论”一时甚嚣尘上。然而，这些预言全都落空了，中国没有垮。于是，又有人开始研究：中国为什么没有垮？

　　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发表了这样一种看法：毛泽东很早就看出了“苏联模式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找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顶住了运用一切手段直至武力来维护自己权威的苏联的压力，没有使自己成为苏联的一个大的‘卫星国’，实在是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一个大功劳”；“如果那时不作出这样的决策，如果中国在那时一切按苏联的模式去做”，“成为在苏联指挥下的一个大的‘卫星国’”，那么，“中国就会在80年代末，不可避免地成为从莫斯科开始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参见2005年6月《江汉论坛》）

　　胡绳讲的固然有一定的道理，至少在现象上看，由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建国方针，拒绝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自然就容易顶住苏联崩溃所造成的连带影响。但是，他的这种说法，并没有点中问题的本质——究竟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是如何“有别于”“苏联模式”的，而这种本质的不同又会怎样决定社会主义的命运？

　　其实，正如众所周知，毛泽东早就预言了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结局。苏东剧变在中国人中间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一些历来不相信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总认为毛泽东言过其实，把问题错误地估计严重了的共产党高层人员闻之大惊失色，甚至连觉也睡不着；多数的人则从心底里感叹毛泽东比常人早看了五十年。正因为早就有了毛泽东发出的告诫，并且曾经经历过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苏大论战，苏东剧变并未在中国社会引起地震般的震动，但极大地激发了人们重新审视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从中找到社会主义真谛的热情。

　　曾经有人把问题归结于落后国家由于生产力低下而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但是苏联的垮台恰恰表明：有“卫星上天”的经济实力却不能避免“红旗落地”的命运，而且，苏联正是在经济、科技、国防力量如日中天的“鼎盛”风光之下快速发展的腐化脓包，开始了危及全身的大溃烂。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苏共政权垮台时，民众大都抱着麻木冷漠，无动于衷的旁观态度。这就清楚地表明，这个政权失去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从而也就失去了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失去民心的政权，垮台只是个早晚的事。

　　按道理来说，社会主义推翻了资本主义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并据此不合理地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的经济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经济制度，从而使得生产出来的财富公平地惠及全社会人民。这样的社会制度理当获得全社会人民的拥护，为什么会失去人心呢？

　　问题出在上层建筑。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运行中，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是通过“国有”的形式来实现的。国家机关受人民的委托与授权，代表人民的利益来管理生产资料，管理生产运行，进行产品的分配。很显然，只有在国家机关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来行使他们的管理权力的条件下，才能保证生产资料的公有性质。反之，国家机关如果拥有脱离人民大众的独立的利益，甚至与人民对立的利益，那么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就徒有形式，变成实际上的官僚所有制。

　　因此，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改变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垄断的经济基础，而且要保证生产资料真正为全社会所有，这就必须建立有别于旧的国家机器，能够充分保证人民主人翁地位的上层建筑。

　　苏联正是在这一个关键问题上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因此“苏联模式”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至少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对苏联的国家机构和政权状况作了深刻的剖析：

　　——名义上，苏联的政权是全体人民的，可是，人民并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力。苏联的工人、农民说话算数吗？在他们那里是不算数的，只有少数高级官员说话才算数，工人、农民的意见，并不能在国家政权里体现，他们不是国家的主人。在苏联，表面上看，工厂、企业是全体人民的，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可是，苏联工人说话不算数，他们并不能参与对企业的管理，因此，苏共所说的工人是主人翁，是空的。他们说苏联的集体农庄是全体农民的，可是农民没有权力管理集体农庄的事情，他们也不是主人。社会主义怎么样才能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呢？就是人民要有管理权、参与领导政权机关的权力。具体地说，就是工人要有权管理企业，这个企业才算工人自己的，农民参与管理集体农庄，这个农庄才是农民自己的，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这个国家才是他们自己的。（参见《党史天地》2008年5月）

　　毛泽东的评论真是一针见血。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苏联垮台时民众冷漠旁观的态度，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个政权“是他们自己的”。

　　回顾苏联建国的历史，实际上隐患从一开始就埋入了。

　　十月革命爆发时，正被关在狱中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罗莎·卢森堡，一位受到列宁高度赞扬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俄国革命表达了热烈的支持，但也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如何行使权力的方式表达了深深的担忧，提出了郑重的告诫。她说：

　　——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并且在有意识的、自由的自决中领导着这全部生活。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

　　应该指出，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阶段，面对内外反动派围剿的严酷形势，实行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领导核心的高度集中是完全必要的；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不可能立即实行全社会民众直接参与的广泛的民主。但是，在革命政权得到巩固之后，到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时期，就必须把卢森堡所提到的这些问题作为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来做。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对政治权力集中在领导集团少数人手里，官僚主义在国家机关普遍滋生和蔓延而缺乏监督的情况深感忧虑，并提出了一些措施。可惜，列宁过早过世了，继任的斯大林完全抛掉了列宁提出的这个任务，完全忽视人民大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民主建设，而是扶植起一个忠实于自己的权力圈子，实行对国家治理权力的高度垄断。

　　后来的历史完全验证了卢森堡的判断。在斯大林执政期间，发生了严重破坏法制的肃反扩大化。在他之后，那种少数高级官员垄断国家管理权力的集权模式被他的后继者继承下去，为这些后继者肆无忌惮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扩大特权阶层对社会财富的垄断铺平了道路。面对这一切，人民大众只能处于完全无能为力的状态。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看清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

　　他在组织中共高级干部研讨苏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毛泽东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实现人民大众直接管理上层建筑的具体途径。与苏联“一长制”根本对立的“鞍钢宪法”就彰显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在社会的细胞——企业，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工人群众真切地感受到被尊重的主人翁地位，因而激发出高度的生产积极性。王进喜、倪志福、郝建秀为代表一大批工人劳模的“无私奉献”，在那个时代是引领社会的风尚。这些，对于今天想当然地认为公有制养懒人、低效率的人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这正说明，只有人民大众在政治生活中真正成为国家主人的社会状态下，公有制才能发挥其促进生产力的作用。

　　毛泽东始终在为实现人民自己管理上层建筑的大众民主政治而不懈努力，他把这个任务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完成的上层建筑的革命。他热烈鼓励人民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来监督政府，并且主张给予人民用罢工来表达诉求的权利。一直到他的晚年，毛泽东还在殚心竭虑地思考和探索人民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有效形式。

　　毛泽东时代的这一切深深地印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上，所以，当苏东剧变发生时，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失去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苏联的垮台，只是苏联模式的失败，而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事业的终结；在人们心目中，毛泽东所指引的方向才是社会主义的正道。直到今天，尽管人们对现实中的问题有各种不满和怨言，但只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人们就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抱有希望，对中国的未来怀有信心。

　　不仅中国人民这样想，国际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也都给予毛泽东以极高的评价，普遍认为毛泽东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将对人类历史发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国内曾经泛起一时的“非毛化”和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论调在国际学术界却遭到了普遍的否定和批驳（参见2015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着重挖掘作为“普遍意义”的“毛主义”的当代价值，已经超越地域性限制，在世界各地形成了毛泽东研究热潮。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不仅拯救了中国革命，而且拯救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他重建了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在苏联模式的废墟上重建辉煌！